2019年1月8日，是周總理逝世43周年。今天，我們選取了“兩彈一星”的總指揮、“大管家”、中央專委會主任周恩來為“東方紅一號”的研制、發射而嘔心瀝血的許多故事，擷取周恩來的歷史功勛與嚴實精神之要點，以表追思。
早在謀劃創建新中國的同時，周恩來就遠見卓識地著手籌劃“兩彈一星”范疇的高新科研項目。
早在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還在西柏坡的時候，周恩來在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前夕，致電彭真、葉劍英并轉李維漢，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巴黎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郭沫若任團長，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的清華大學教師、原子核科學家錢三強是成員之一。錢三強提出利用開會的機會，帶些外匯，托其老師約里奧-居里教授幫助購買用于原子核研究實驗的中型回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他一些圖書、資料等。當時戰爭還在繼續，經濟十分困難，外匯更為緊張。但周恩來收到請示后，立即表示贊成，并詳細交代了外匯支付方法和儀器設備運回的辦法。當時因為冷戰形勢，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但后來從英法回國的中國核科學家用這筆外匯購回了儀器和圖書。
1956年10月8日，周恩來批準中國第一個導彈火箭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開始建設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這標志著中國航天事業正式創建、史無前例的衛星與火箭研制工作正式開始！
國防部五院是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白手起家組建起來的。據“兩彈一星”的主要負責人聶榮臻回憶：為了解決組建導彈研究院的技術人才問題，“周總理對我說，‘凡是你要的人都給。你開出名單，然后按名單調人’”。在這一年的5月底6月初，聶榮臻“將需要商調的380名中高級技術人員的名單報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后對聶榮臻說：“你們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門商調就可以了。”就這樣，任新民、屠守鍔、莊逢甘等30多名專家被選調到導彈研究院工作，與當年分配的100多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一起組成了最初的導彈研究隊伍，加上隨后調入的蔡金濤、黃緯祿、吳朔平、姚桐斌等專家，形成了中國研制導彈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對于頂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來更是予以特別的關懷。他曾向聶榮臻交代說：“錢學森是愛國的，在政治上要關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顧他。”不只是對錢學森，周恩來對所有從事“兩彈一星”研制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也都是這樣關懷、愛護和信任的。他經常對“兩彈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級領導干部說：“我們如果為科學家服務好了，他們就會為祖國服務得更好。”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切實擔當起領導研制人造衛星的重任。
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做第二次講話，談到形勢問題時說：“蘇聯第三顆衛星上天，這是好事。”“蘇聯衛星上天，我們想不想搞個把兩個衛星？我們也要搞一點衛星。”當年，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中國科學院為主，組建專門的研究、設計機構，撥出專款，研制人造地球衛星，代號為“581”任務。但因那個年代，國內到處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造人類新天地”“敢教日月換新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口號，違反科學規律的浮夸風盛行，加之國際上對中國封鎖與打壓的嚴峻形勢，中國的“兩彈一星”研制工作起步就異常艱難。1958年8月，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叫囂，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以后又不斷把對中國的核戰爭威脅連續升溫，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復，于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將在7月28日開始撤離，9月1日前全部撤完。當時，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00多名蘇聯專家撤走回國的同時，也把關鍵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了。更為嚴重的是，蘇聯停止按合同向中國供應配套設備，使得中國正在建設的核工廠停工、中斷。就在美國對中國不斷進行核威脅和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的同時，中國國內又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形勢十分嚴峻。
面對困難重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經過調查研究，反復討論，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的重大決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業部經過認真討論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10月19日，國務院國防工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了核工業部的兩年規劃。會上，劉少奇明確表示贊成這一建議，并說經過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彈來也是好的；表示中央專委要請周總理出面抓總。10月30日，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的報告：“最近，核工業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建議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以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我們考慮，最好是總理抓總，賀龍、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聶榮臻、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等同志參加，組成這個委員會，日常辦事機構設在國防工辦。”11月17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由15人組成中央專門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委員，全面領導原子彈和衛星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專門委員會宣布成立的當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設立中央專委辦事機構———中央專委辦公室，羅瑞卿兼任辦公室主任，趙爾陸兼任常務副主任，張愛萍、劉杰、鄭漢濤為副主任。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領導國防尖端事業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專委會，不僅要管原子彈，而且要管導彈，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增加成員。中央專委會增加的委員有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電子工業部部長王諍、兵器工業部部長邱創成、造船工業部部長方強、導彈工業部部長王秉璋、物資管理部部長袁寶華、冶金工業部部長呂東。
在“兩彈”研制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時，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指揮下，中國科學院研制人造衛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進展。1965年8月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認真審議，原則批準中國科學院上報的《關于發展中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建議》，該報告計劃在1970年至1971年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進入工程研制階段，代號為“651”任務。在這次會議上，他對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提出的具體要求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必須考慮政治影響，要比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先進，技術要新，重量要重，發射機的功率大，工作壽命長，能聽得見聲音。”討論確定的中國發展人造衛星的方針是：“由簡到繁，由易到難，從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逐步發展。”會議最后對人造衛星工程進行了明確分工：整個衛星工程由國防科委組織協調，衛星主體與地面控制系統由中國科學院負責，運載火箭由導彈工業部負責，衛星發射場由國防科委試驗基地負責建設。從此，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正式開始進入研制建設階段。據原航天工業部的一位司長回憶：“關于航天事業的建設方針，周總理的思想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要少花錢多辦事，避免浪費，強調協作，不要搞大而全。他曾經批評國防科委和七機部，不要搞很多廠子，什么都自己搞，搞起來又沒事干，只相信自己，搞獨善其身。航天事業是綜合技術，不能搞一家獨辦。如果什么都拿過來，就會沒事干。周總理還強調要從我們的實際出發，必須注重投資的效果。”
頂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周恩來采取特殊措施保障人造衛星研制的系統工程得以有序進行。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起步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就給周恩來領導中國航天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專委會上，周恩來十分遺憾地說，“上次專委會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開專委會均沒有開成”，以致延誤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的具體部署。因此，周恩來重點向專委會成員說：“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生產上去。原子彈爆炸，有專家的功勞。這些人不是資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們積極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還要團結。我們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權力不能放。”“不應毀的制度要恢復。”周恩來特別要求專委會的成員加強對承擔火箭與衛星研制任務的重點單位的領導，說：“你們要說服二機部等科研、生產機關取消紅衛兵，取消派別，使這些部門正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就把七機部搞火箭、科學院搞衛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亂了。周恩來和聶榮臻非常著急，立即研究對策。聶榮臻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解決方案：“從七機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學院搞衛星的人拉出來，組成新的研究機構，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新五院）。”周恩來表示同意，并果斷決定把新五院劃入軍隊序列，不搞“四大”，同時指示七機部軍管會，把所有搞運載火箭、人造衛星的專家、科技人員列個名單，登記造冊，報總理辦公室，要求這些人員服從指揮，堅守崗位。不僅如此，周恩來還下令：“任何人都不準沖擊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保證搞運載火箭、人造衛星的專家、科技人員的科研、生產和工作時間，以確保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正常進行。”
為了進一步檢查落實保護從事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專家和科技人員的情況，1969年8月9日，在聶榮臻等一大批具體負責航天事業的領導干部“靠邊站”的非常時期，周恩來主持召開有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二機部負責人參加的國防尖端科研會議，針對一些承擔突破航天工程技術關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不能正常進行研制工作的嚴重問題，鄭重宣布：“由錢學森掛帥，楊國宇（時為七機部分管軍工科研生產的負責人）為政委，你們兩個負責；你（指楊國宇）是政治保證，他（指錢學森）和其他專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與此同時，周恩來批準了一份需重點保護的幾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名單，鄭重地指出：“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參加某工程的，也要保護，主要是從政治上保護他們；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護。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沖擊。”為了保證衛星與火箭科研生產通行無阻不卡殼，周恩來指示為“長征一號”火箭和“東方紅一號”衛星開具了國務院印的特別公函，有關研制生產單位把這一公函稱為“紅色路條”，憑此“路條”到全國各地各有關單位求援，全部暢通無阻，有力地保證了在動亂中的火箭與衛星研制生產的順利進行。
在保護從事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專家和科技人員的同時，周恩來又想方設法保護航天事業的領導干部。宋健受到沖擊無法工作，周恩來下令對他進行保護，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脫離了混亂的環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門的領導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來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眾都不準沖擊他們”，以使他們負責抓好航天事業各部門和各單位的研制工作。
在領導航天事業隊伍建設的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注意言傳身教地教育、關懷一批由外行變懂行的會做思想政治工作、會抓科學技術工作的航天事業黨政干部，有力地保證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火箭和衛星研制、發射的部署與指示的貫徹落實。有一天，在“651”司令部開會，李福澤司令員以十分關切的心情問：“發射臺與火箭對接后，火箭的垂直度調整與方位瞄準時，這一復雜的基礎對準系統的問題解決了沒有？”他又用手比畫著繪聲繪色地說：“火箭的調平瞄準常影響我們預定的發射時間。”錢學森和任新民等專家聽后頓時感到軍隊的老革命司令員，真正都像周恩來一樣，是航天事業的好領導啊！最后，由第一設計部的米克勤對李福澤提出的這個航天科學技術性很強的問題做了回答。
在決勝階段的關鍵時刻，周恩來以超常的精力與智慧指揮“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制與發射。
航天科學是當今世界的高新尖科學，當時中國經濟與科學水平同先進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加之航天大國對技術進行壟斷和封鎖，因而中國發展航天事業困難既多又大。然而周恩來始終以超常的精力、智慧與嚴、細、實的作風和科學工作方法，以身教重于言教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的楷模風范，精心指揮和要求承擔研制和發射衛星任務的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專家與科技人員都必須確保“東方紅一號”衛星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的十六字原則。這在火箭與衛星研制的實踐中，不僅成為我全體航天人的座右銘，而且鑄就了中國特色的航天精神。
1966年6月30日
